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檢察機關和檢察制度的影響
時間:2019-05-28  作者:朱孝清  來源: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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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檢察機關以至檢察制度帶來以下重要而深刻的影響:

一、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凸顯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使檢察機關在辦理此類案件中,其地位和作用由原來審前程序的主導,提升為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主導,這就意味著檢察機關在百分之七八十刑事案件的訴訟中,能夠居于主導地位,發揮主導作用。對此,筆者在《檢察機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見《檢察日報》2019年5月13日第3版)一文中已作闡述,此處不贅。

二、自由裁量權擴大

設置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初衷之一,就是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訴訟效率,它必然要求檢察機關加強對認罪認罰案件的程序分流,加大自由裁量力度,對符合不訴條件的案件予以不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關于控辯協商程序、對極少數案件特別從寬處理程序等規定,也意味著檢察機關自由裁量權的擴大。縱觀世界刑事訴訟發展史,隨著有罪必罰的報應刑理念讓位于預防主義的刑罰理念,隨著犯罪的“高漲”和訴訟經濟思想的勃興,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都呈擴大之勢。其中在英美法系國家特別是美國,由于當事人處分主義的訴訟理念,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幾乎不受限制;在大陸法系國家,則由起訴法定主義轉變為起訴法定主義與起訴便宜主義相結合。因為訴訟實踐表明,實行起訴便宜主義,有利于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對案件作出有針對性的處理,從而實現個案的具體正義;有利于使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人盡快從刑事訴訟中解脫出來回歸社會,防止短期性所帶來的交叉感染;有利于減少司法資源投入,實現訴訟經濟。根據陳光中、宋英輝等刑事訴訟法學專家有關論著所載,在德國,幾乎50%的刑事案件由檢察官以裁量的方式結案;在法國,不起訴的案件占刑事案件總數的30%至70%;在日本,1994年,由檢察官裁量而作出的不起訴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9.2%。因此,檢察機關對認罪認罰案件自由裁量權的擴大,符合現代刑事訴訟發展規律,也符合我國新時代治理犯罪的需要。

三、公訴權實質化

公訴權是檢察機關將認為構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訴至法院,請求追究刑事責任的權力,它主要是程序性權力,其內容一是求罪,二是求刑。公訴后法院怎么判,由法院依法決定。但在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訴訟中,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01條規定,“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判時,一般應當采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并規定了若干除外情形。這意味著除了刑事訴訟法第201條規定的若干除外情形之外,法院就應當采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這無疑使檢察機關的公訴權實質化。這里的“實質化”,既指公訴的主要內容(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法院一般應當采納,又包含“實體化”的意思。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地區試點情況的統計,法院審判時采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的,占法院審結的認罪認罰案件總數的96.03%,該數據也足以說明檢察機關公訴權的實質化。公訴權的這一變化,同樣符合域外認罪案件訴訟中檢察機關公訴權的發展趨勢,正像熊秋紅研究員在《域外檢察機關作用差異與自由裁量權相關》(見《檢察日報》2019年4月22日第3版)一文中所述,雖然各國在推行認罪案件快速處理機制中堅守了法官保留原則,法官可以對被告人認罪的自愿性、真實性、明智性、合法性以及檢察官的量刑建議進行司法審查,并享有對案件處理的最終決定權,但在司法實踐中,檢察官量刑建議主導司法裁判已經成為常態,檢察官實際上成為“背后的法官”。

四、公訴方式合作化

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認罪為標準,刑事訴訟可分為對抗式訴訟和合作式訴訟兩種類型。不認罪案件的刑事訴訟是在追訴方與被追訴方對抗中進行的,這種對抗貫穿訴訟的全過程,最終以法院強行裁判終結訴訟程序。為了實現司法公正,刑事訴訟中的許多理念、機制都是根據不認罪案件來構建的,如為抵御國家任意追訴而設計的無罪推定機制,為實現控辯“平等武裝”而建立的一系列程序正義標準,為制衡國家追訴權而確立的一系列程序保障制度;刑事訴訟的具體程序特別是普通審理程序也主要是根據不認罪案件來設計的。在對抗式訴訟中,公訴采取對抗的方式:在審查起訴時,檢察官除了進行偵查監督之外,主要是審查核實、固定完善證據,為出庭支持公訴做好準備;在庭審中,檢察官主要是通過舉證、質證、辯論來揭露和證明犯罪,反駁辯方的無罪辯解。但認罪案件的刑事訴訟,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棄無罪辯護,在是否犯罪這一關鍵問題上與追訴方持合作態度,因而合作是訴訟的主要特征。至于認罪認罰案件,合作更是訴訟的主要特征,因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僅在是否犯罪這一問題上與追訴方合作,而且在案件處理上也與司法機關合作。由于訴訟是合作式的訴訟,公訴相應地也是合作式的公訴,控辯雙方在案件事實、案件性質、觸犯的罪名、審判適用的程序、量刑建議等方面,都持合作態度,且都達成了合意。因此,合作是認罪認罰案件公訴方式的主要特征。當然,這種合作,可分多種情形:有的是犯罪嫌疑人一開始就主動與追訴方合作;有的是追訴方掌握了相當證據、經政策法律教育包括控辯協商后促使犯罪嫌疑人與追訴方合作;有的是犯罪嫌疑人發現追訴方證據在握、對抗無濟于事,為了爭取從寬處理而不得已與追訴方合作。在司法實踐中,后兩種情形占多數,因為人都有趨利避害心理,企圖逃避法律追究是犯罪分子的本能。但不管是哪種情形的合作,認罪認罰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終都選擇了與追訴方合作的態度。在合作式公訴中,檢察官在審查起訴時的任務,是在審查認罪認罰自愿性、事實證據可靠性的基礎上,就案件的擬處理意見與犯罪嫌疑人協商;在出庭公訴時,檢察官的任務已不再是揭露、證明犯罪、反駁無罪辯解,而是向法庭證明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和合法性,易言之,是證明控辯雙方在案件處理上合作、合意的真實性。

五、任務和責任明顯加重

分析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檢察機關任務和責任的影響,有幾個參照系:第一個參照系是過去所辦理的認罪案件。在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前,犯罪嫌疑人認罪的案件就有較高的比例。對過去認罪、現在認罪認罰的這些案件而言,檢察機關的任務和責任明顯加重。主要表現在:(1)與辯方協商所增加的任務和責任。審查起訴時,檢察機關要就案件的擬處理意見聽取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意見有理的應予采納;無理或站不住腳的予以解釋說明;犯罪嫌疑人同意量刑建議和程序適用的,由其在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在場的情況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此外,案件的擬處理意見還要聽取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被害人意見站不住腳的,還要解釋說明做工作。這必然增加檢察機關的任務和責任。(2)精準求罪、求刑所增加的任務和責任。因為法律要求法院在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這必然要求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精準。為此,檢察機關要全面梳理案件中與定性、量刑有關的所有事實和情節,分析對犯罪嫌疑人不利與有利的各個方面,并仔細地進行定量計算,有時還要通過大數據檢索類似案件的處刑情況,這同樣會增加檢察機關的任務和責任。(3)加大自由裁量力度所增加的工作量和責任。隨著自由裁量權的擴大,為了準確適用有罪不訴(包括微罪不訴、附條件不訴、特殊案件不訴),檢察機關要對有關案件的事實及其各種情節進行全面考量,有些還要對犯罪嫌疑人的社會危險性進行社會調查和風險評估,不訴后檢察機關要落實幫教,有些還要跟蹤考察監督,這無疑加重了任務和責任。

第二個參照系是過去辦理的不認罪案件。不認罪案件過去有,以后還會有。但有些在過去不認罪的案件,放到今天,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感召和吸引下,可能轉變為認罪認罰。雖然,目前發生這種轉變的案件還不會很多,但隨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持續、深入貫徹,隨著制度信譽和司法公信力的建立,發生這種轉變的案件將會逐步增多。對此類案件,檢察機關減輕了指控犯罪的難度,辦案所花時間也明顯減少。因此,就這些案件而言,檢察機關的任務和責任有所減輕。

綜合任務、責任加重或者減輕的上述兩個方面,由于任務、責任減輕的案件較少,故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檢察機關的任務和責任總體上是明顯加重的,特別在該制度實行初期更是如此。

上述五個方面,都對檢察機關帶來影響,其中前四個方面,還對檢察制度帶來影響。

綜上所述,在職務犯罪偵查職能轉隸的背景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給檢察工作和檢察制度轉型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對于加強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做優刑事檢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當然,機遇就是挑戰,權力就是責任,它給檢察機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加重了任務和責任。檢察機關和檢察人員只要樹立辯證思維,增強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克服困難,奮力前行,就一定能執行好認罪認罰從寬法律制度,從而為新時代的犯罪治理和平安和諧社會建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責任編輯: 佟海晴]